案情摘要
蒋某开办了十几家纺织公司，为快速“发家致富”，欲通过出售增值税发票非法获利，遂找到魏某帮忙找买家。因魏某常年经营织布厂，与上游的服装厂企业联系较多，蒋某许诺按票面金额的1‰支付魏某介绍费，双方一拍即合。魏某先后介绍10家左右的公司购买发票，金额共计1.4亿元左右。后国家税务总局要求查处，蒋某、魏某等5名同案犯被抓获归案。
辩护经过
我接受魏某的家属委托，担任其辩护律师。此时，魏某已经被批准逮捕。我依法提起了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，但因其涉嫌数额特别巨大，检察机关认为其系主犯，在犯罪中所起作用大，承上启下，不可或缺，不同意变更强制措施。为此，经过认真分析，我认为本案的重点有两个：一是尽量将涉嫌数额拉低，这是量刑的根本依据；二是看能否将魏某认定为从犯，否则按数额（税款达到250万元以上，本案最终认定为480多万），一定会判10几年。按照上述思路，我向公安机关、检察院出具了下列律师意见：
一、犯罪事实部分。涉案税款数额证据不确实、不充分。
1、依据起诉意见书，涉案发票共151份。但根据卷宗材料显示：其中有2份发票既没有抵扣税款、也无证据显示付款购买，该部分数额应扣除。
2、关于魏某涉案数额的核实问题。魏某是介绍人，其1‰的介绍费均为转账获得。因其介绍双方认识后，买卖双方多次是直接联系、交易的。因此，只有账目往来能够证明的介绍费且与发票数额相符的，才能计算到被告人魏某的犯罪数额中。因此，公安机关应当针对涉案发票逐笔核实，才能明确被告人魏某的犯罪数额，计算出魏某的非法所得。在此基础上，才能对魏某确定量刑幅度、应缴纳的罚金等。
3、魏某与蒋某的公司之间存在着真实的货物交易，该部分货款对应的增值税发票数额应予剔除。从2015年11月10日至2016年7月4日，魏某因自己的织布厂需要原料，多次从蒋某处购买棉纱，金额共计3348600元，有银行转账记录为证，同案犯侯某和案外人司机宋某均可以作证购销、运输棉纱的事实。正是因为上述买卖业务，被告人魏某才和蒋某认识。该部分货值对应的发票项目中除了购买方不符外，其他包括数量、金额均与实际相符，被告人魏某支付了货款，蒋某公司也应当开具。魏某只是为了发票不浪费，不但没有任何获利，还需要另行证明自己公司成本支出入账。国家税款没有任何损失。被告人魏某已在开始的供述中提到了上述情况，讯问笔录也已记载。上述相对应的发票包括在了起诉意见书中，不符合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虚开、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>若干问题的解释》规定的三种行为之一，不属于虚开。贵院应当依法调取证据核实后，将上述3348600的货款扣除，相应的扣除569262的税款。
二、量刑部分
1、被告人魏某在本案犯罪中起次要、辅助作用，所起作用较小，应依法认定为从犯。根据《刑法》第27条规定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，是从犯。对于从犯，应当从轻、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。
被告人魏某只有在蒋某按单位内部流程开具发票后，才能交付给买家。很多时候，卖方直接交付给买方，并没有通过魏某转手。魏某只负责介绍买卖双方认识，双方的需求、开票时间、谁来开具等均不是魏某决定的。买卖双方认证、抵扣、交纳税款，魏某也未参与，双方财务账目管理也与魏某无关。其中产生的行政管理、民事纠纷等法律后果也不是魏某来参与和承担。因此，魏某获利最低，仅1‰，而买卖双方至少获利5%以上，获利多少与各方所起的作用完全吻合，在案证据足以证实。综合以上客观情况，被告人魏某只有介绍行为，没有任何决定权，客观上仅起次要、辅助作用，所起的作用小，所以获利最少，系从犯。
2、被告人魏某具有坦白情节。
根据《刑法》第67条第三款规定：“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，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，可以从轻处罚；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，可以减轻处罚。”
被告人魏某到案后，如实供述了自己参与的、知道的全部犯罪事实，没有任何隐瞒。该行为应依法认定为坦白。尤其是其到案后，主动提供了犯罪过程的微信信息、发票流向、买卖双方信息等全面、详细的案件事实，大大加速了公安机关的破案进程，提高了破案的准确性。其行为虽不能认定为立功，但正是因为其坦白，才推动了案件侦破、提高了破案效率，避免了案件侦破陷入僵局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从卷宗中各被告人笔录的篇幅来看，被告人魏某供述最全面、最详细，次数最多，其内容、信息量是其他被告人的几倍甚至更多，且供述极为稳定，态度最诚恳，是侦查的突破口和方向。明显有别于其他同案犯。因此，为奖优罚劣，应当作出有效区分，可以对被告人魏某减轻处罚。
3、买方依法应当负刑事责任，没有任何疑义。根据本案实际情况，获利最大的买方尚且可以不起诉，对于获利最少的被告人魏某就更应当从轻、减轻处罚，以做到各当事人刑责统一、公平，促使各被告人服判，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和谐统一。让本案的最终判决更能经得起事实和时间的考验。
办案效果
经过庭前会议的充分准备与发挥，辩护人同时申请了就涉案的发票数额、是否同银行转账对应、是否已抵扣、是否补缴税款委托专业的会计师或审计师事务所进行司法鉴定，以便于审理。法院采纳了辩护人的合理建议，依法进行了审计，最终认定价税合计数额为3000多万元，判决认定魏某为从犯，将魏某的刑期成功降到10年以下。本案经裁判文书网查询结果显示，为全国第二例、山东省第一例介绍人成为从犯的经典案例！
办后有感
虽然本案还有些许遗憾，判决结果尚显保守，但是根据本案涉嫌的巨大数额，根据大多数的司法惯例，魏某无疑要被判处10几年的有期徒刑甚至更高的刑罚，在检察机关的压力下，多次力陈建议，能够说服法官采纳从犯的建议，已经是难能可贵了。因此，辩护律师要敢于为委托人争取一切的合法权益，既是律师的职责，更是律师的职业道德！
